父亲被抓走后，我们家每个人都成了哑巴、幽灵，没有声音，家里经常死静死静，只剩下老鼠和燕子发出的声音。燕子在白天出声，绕着屋檐上下翻飞，闻风呜叫，不亦乐乎；老鼠在夜里闹腾，上蹿下跳，钻箱越柜，肆无忌惮。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家的日子已经停下来了。
爷爷说：“我们家的日子长了刺，吃水都要卡喉咙。”母亲说：“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光能结束。”爷爷说：“熬吧，他回来就好了。”母亲说：“他还能回来吗？”回是回来了，可是……怎么说呢，父亲回来的样子太丢脸了！他被剃成大光头，胸前挂一块大木牌子，上面打着红叉叉，还写着什么“反革命分子”“汉奸”“卖国贼”。这些字我还认不全，是我们班主任喊口号时，我听出来的。我们班主任是上海知识青年，演过《红灯记》里的老奶奶，普通话讲得呱呱叫，每次村里开大会，她总是在台上领头喊口号。那天上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她说：“今天下午村里要开批斗大会，不上课。”下午，关金一直在广播里喊，要大家去祠堂里开批斗大会。我不知道被批斗的人是我父亲，专门赶去看，看到戏台上坐满一排领导，听说都是公社来的干部，我们班主任坐在最边上，她换了衣服，穿一件绿军装，胸口戴着一枚跟汤碗一样大的毛主席像，手臂上箍着红袖章，看上去英姿飒爽，像海岛女民兵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