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其主旨在于：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唯其如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他感叹：“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要之，郑樵“会通”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历史撰述上，为的是克服和防止“烦文”、“断绠”、“曲笔”（亦即所谓“伤风败义”）等弊病，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指出来的：刘知幾推崇班固“断代为史”而贬抑通史之作的价值，是片面的见解；郑樵与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贬抑“断代为史”的价值，也是片面的见解。他们的论点恰恰证明，会通与断代，反映了史家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