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种已成为自决权的道德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个与认识相类似的要求，因而其有效性同其产生过程就像在实用商谈中的情形那样再一次分离开来了。在一个绝对有效性之外表的后面，可以隐藏着一种纯粹的有着实现之能力的兴趣。这一外表很容易就形成了，更何况道德命令的正确性，并非像技术上或战略上建议的真理性那样，与接受者的意志处于一种偶然的关系，而是应当与这种意志合理地即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为了打碎那种有选择地被领悟的、带着关联之敏感性得到应用的普遍化之原则的虚伪的、纯粹妄称出来的普遍性之枷锁，就总是需要有——直到今天仍是这样——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以便从痛苦的经历中，从受辱者、受伤者、被害者无法愈合的伤痛中，学到下述这一点，即绝不可以道德普遍主义的名义来排斥任何一个人——不论是无特权的阶级，受剥削的国家，受指使的妇女，还是被遗弃在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谁要是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来排斥拥有局外人之权利的异己，他也就背叛了普遍主义本身的理念。只有对个体的生活历史及特殊的生活形式采取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普遍主义的对所有的人的同等的尊重、与拥有人之面貌的所有的人的团结，才能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