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更加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27]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例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28]。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29]这些话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如果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清人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30]，是很深刻的。时下人们论人文精神，常常提到“人文关怀”“终极关怀”。这种“良史之忧”，是否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