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弗洛伊德的“性”骚动了整个世界,似乎唯独没有骚动他自己。由维也纳到伦敦的流亡,再次遥见西奈山顶,弗洛伊德和他的整个犹太民族一起重写史前的《出埃及记》。他们走过1938年,走过“巴比伦之囚”的奥斯威辛,走向纪元前的摩西。也许,正是这一“上帝选民”的民族天性,才使弗洛伊德如此真切地在自己的身上看到“希腊人所取得的那种精神和身体活动的和谐发展,犹太民族没有能够达到”〔54〕。因为一个民族千年本能性的放弃与被压抑的意识,所以摩西十诫的语言才是阐释力比多能量的最好的语言。弗洛伊德的“性”再度通向希腊人性的完美与希伯来神性的清明。
一个从发现“性”开始的学说终于以“神”的皈依结束。弑父,由原始的“图腾宴”到宗教“基督的圣餐”仪式,都不过是集体谋杀了自己父亲的儿子们分食父亲尸体的“成人”祝庆罢了。这是生命的认同,杀父原罪的恐怖记忆已经变成认父赎罪的感恩纪念。
但是弑父的儿子们却没有取代父亲的位置。从尼采起,有过一个又一个弑父的大叛逆者,在分食了父亲遗骨之后,却还没有一个高出自己的兄弟群体并实现与父亲认同的人。一个无父的时代。一群自我流放、自我阉割、自我背弃的无父的儿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