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周人对天命与君王、民之间关系的认识，似乎已经解决了周武王所谓“定天保”的问题。君王只要选择明德的行为，就能得民心从而得到天命。这点，在《尚书》之《酒诰》、《召诰》等篇列述夏、殷诸贤王明君的事迹中也屡屡提及。可是，另一方面《周书》又表述了对周未来之命运深深的忧虑。（见上引（《召诰》、《君奭》等篇文字）因为周人意识到，历史上也有荒淫乱政的君王，君王也有可能选择弃德而行暴政的行为。他们指出：殷纣王压迫人民，招致人民怨恨，“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19]上天将丧亡的苦果降给殷，并不是不喜欢殷，而是殷人淫乐的缘故。天并不暴虐，是殷人自己招来的罪过。夏代的情况也是如此。“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20]夏之祖先，得到天的抚顺和慈保。可是夏桀却大肆淫乐，不肯恤问百姓，不循天之道，所以“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21]周人此类说法后面蕴含了相当深刻的思想，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用现代历史理论的话语来说，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君王的行为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源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受某种客观必然性的支配，所以无论他们选择善行抑或恶行，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历史变化的关系问题。君王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的自由使他们有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可能。他们可以选择理性的行为，如夏、殷之诸贤王；他们也可以选择非理性的行为，如桀、纣之类所为。所以，在周人看来，周之未来命运是难以确定的。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人深信天命，然而他们分析政权更替的原因，最终还是归于人的行为而非天意；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人认识到把握天命的途径，却还要反反复复地强调这点，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周代君王（及诸侯王）并非没有重蹈夏桀、殷纣覆辙的可能。在《周书》中，我们看不出周人有永“定天保”的自信，也看不出以政权更迭为主线的历史变化将在周代终结的思想。在周人看来，过去是变化的、现在和未来也完全有发生变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