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是由章士钊提出的“调和论”引起的。1919年9月,章士钊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题为《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讲,阐述了新旧调和论。他指出:新旧时代连绵相承,不可划出明确之界限,“宇宙之进步,如两圆合体,逐渐分离,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最后之新社会,与最初者相衡,或厘然为二物,而当其乍占乍蜕之时,固仍是新旧杂糅也”。他所谓的“调和”就是“新旧杂糅”。他主张的“新旧杂糅”是以“保旧”为基础的,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他还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为例,论证“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尽管章士钊声明自己不是守旧者,但他的“调和论”侧重在“旧德不可忘”,这显然是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违背的。不过,他提出了如何处理文化发展中的新旧或中西关系问题。
章士钊提出“调和论”后,杜亚泉、陈嘉异等人起而响应。杜亚泉指出,新旧的意义因时而异,戊戌时代以主张西洋文明者为新,现时则以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那么,如何创造未来文明?他认为,西洋文明已不能适应新时势,“中国固有文明,虽非可直接应用于未来世界,然其根本上与西洋现代文明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文明之指导者”。因此,他认为未来文明之创造当是“新旧思想之折中”,这种调和折中以中国固有文明为指导,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陈嘉异则提出,“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刻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并“尽量灌输东方文化之精蕴于欧美人士”,则“所抉择所消化之西方文化之菁英,必有与东方文化之菁英相接相契者,则虽不亟亟谋两文化之调和,而自有彼此莫逆而笑相见一堂之一日,于是世界文化或世界哲学之完成庶几可睹”。可见,调和论的实质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主张调和者实际上是主张以东方文化融合西方文化,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世界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