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的这一番话语，并没有真正安抚请愿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回到自己的属地之后，并没有安下心来。相反他们迅速地结集，开始筹备第二次请愿运动，很快又征集了30万人的签名，准备在1910年5月再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请愿，向朝廷施压。
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都集中在都察院，把这请愿书通过都察院递交给朝廷。他们要求清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的要求，在一年内开国会。这第二次请愿运动闹出来的动静非常大，动员的力量也很大。但结果是朝廷更恐慌——如果你们提要求我就改的话，那下回你们要是再遇到什么地方不满意，岂不是又来闹了？所以政府对人民的很多要求是不能让步的，一旦让步就形成了一个多米诺骨牌。因为晚清还没有真正进入宪政架构，在宪政架构下，只要通过议会什么都能改，少数服从多数嘛!但是在中国当时的这种架构下，已经达成了九年立宪的共识，日程表都排出来了，每年干什么，到什么时候怎么做，都是可以预见的。结果你们现在通过这种闹事的方式，靠集结的人多，声音大——30万人的签名，几百人行动，到北京提要求，这一方面给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同时也使体制内负有责任的决策者心怀不满——我今天同意你了，明天你还不消停。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请愿运动没有达到请愿者的预期，体制内的高官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事肯定不能答应，要是答应的话，必定一发不可收拾。因此他们在北京这么一闹之后，清廷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修改改革日程的这么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