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产党人的“包办”，国民党人在表示不满的同时，又深感沮丧。戴季陶、谭延闿、唐生智等人均感叹：“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这种沮丧和忧虑甚至从国民党的大众传媒上流露出来。1926年12月31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报道：“现在有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常常叹气说国民党的组织怎样不好，怎样散漫，怎样不严密。”翌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觉的本党同志，常常呼着‘本党没有严密的组织’……我们看看党的内容吧！看看我们工作所发生的困难，一方面又横看和我们同一战线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工作之顺利吧！我们实觉得相形见绌，实觉本党总章所规定的系统组织，不是一种事实上严密的组织，只是一种文字上严密的组织。”“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而外，泥的纪律的也配不上。”
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更因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国民党内主张“分共”、“反共”者，其出发点和动机不尽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畏惧。国民党二大讨论国共纠纷情形时，有国民党代表谈到，两党的纠纷并非主义之争，亦非党员努力与不努力之争，实是“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怕得了不得”。他们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作秘密党团活动尤生疑惧。共产党代表则声辩说，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不过5000，而国民党员有50万，“这五十万国民党为何怕起五千个共产党来呢？”当时国民党内流传着“一个共产党员抵得上十个国民党员”、“一个民众运动者胜过一百个国民党挂名党员”等说法。“西山会议派”主张“分共”，亦部分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