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生活，实在令我再忍受不下去了。我，那时，略略地，读着拉佛尔格（Jules Laforgue）希图得着安慰，得着归宿。可是，怎么样呢？我成为德娄尔莫（Jorephe Delorme）一流的人物了。我失眠，我看见什么东西都是黄的。我非常地爱读圣伯符（Sainte Beuve）的诗歌。他的《黄光》（Ie Rayon jaune）影响出来我的《薄光》。那年之末，印象主义被发展到极端，成了“苍白的钟声”和“朝之埠头”。而同时我的悲哀，我的失眠，以至于使带三分狂气，在《鸡鸣声》那首诗（形式，当然是独清的《从咖啡店出来》那首诗暗示给我的）中，是反映出来我是如何地狂乱了。在《猩红的灰黯里》，我不是既歌唱出来那“吮不尽了，猩红境中，干泪的酒杯，尝不出了，灰黯里，无言的悲哀”了吗？《鸡鸣声》之后是再也写不出什么诗来了。东京的生活是叫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到了广州，到了北平，一切都是空虚的。以后，再不能多量地生产了。广州只产生《弦上》等三首。北京只产生了《薄暮小曲》等两首。而其中似相当地有硬作的成分。好像那一个园地已被我耕种完了。不是不可再生产东西，然而不会生产再好的东西了。
以后接着就是数年的沉默，直到重回到吉林之后，知道东北的农村破产，日本帝国的铁蹄是一天比一天逼紧地向我们头上践踏，我是守着沉默的。我自己掘了自己的坟墓了。虽然诗中隐伏着无限的血泪，但是，我只是回顾，没有向前看去，没有想从现实中去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