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自己的习惯态度中所揭发出来的最大的实际矛盾大概是在政治问题上形成意见的民主方法与在其他方面形成信仰时所常用的方法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这种公开讨论不仅在立法院里进行，而且在报刊上、私人的谈话中和公共集会场所进行。用选票代替枪弹、用选举权代替鞭打，这乃是用讨论的方法代替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虽然在决定政治问题上它是有缺点和片面性的，但它曾使得一些宗派纠纷不致逾越限制，这是一世纪或更多些时候以前所不能使人相信的。卡莱尔曾经运用他的讽刺天才来讥笑过这个概念，他说：人们用会议室里彼此谈话的方法就能决定社会事务中什么是真的，这无异是运用乘法表就能决定什么是真的一样。然而他没有看到：如果人们过去一直是使用棍棒彼此残害和屠杀的方法来决定7乘7的积数的，那么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之下诉之于讨论与说服也就会是具有充分理由的了。根本的回答是：社会的“真理”与数学的真理十分不同，以至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只有当一个独裁者具有这样一种权力叫别人一定要相信什么——或承认他们是相信什么的时候，信仰的统一性才是可能的。调整兴趣就要求不同的兴趣有机会把它们自己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