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于汉族之发展，关系殊大。盖东南水利较饶，西北地较瘠，人力奋而文明进展矣。[地理气候较优，无所需人力之地，及地理气候过劣，尽人力而无所得之地，文化皆不易发展。文化进展最宜者，乃为人力尽而有所获，生计无乏之地。西北较瘠之区，盖正合此条件也。]沟洫之制，发达于北方。《周官》遂人、匠人，言沟洫之制甚详。]又用铜东南较西北为发达（战国时，楚与吴、越，皆以兵器著名。古兵器用铜）。[浙江杭县之古荡，发掘得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入，又多石英器，质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虽时代尚难推断，然南方之用铜，必尚在黄帝之先，古书皆言蚩尤制兵，盖亦受之于南，观五刑始于蚩尤可知。夏以后，乃稍传于北。南方所用，皆系镕合铜、锡为之，而北方铜、锡皆少于南。故穆王及管子，皆有赎刑之制（《尚书·吕刑》、《管子·中小匡》），《管子》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夷、锯、欘，盖以铜为兵器，铁为农器也。《左氏》僖公八年，“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吴越春秋》、《越绝书》，皆盛称南方兵甲之利，可见北方之用铜，至东周时，尚远在南方之后。]而用铁则落北方之后（《管子》书言盐铁，古以铁为农器）。即其明证。此事之原因何在，现尚难言。我所推测：（1）禹之治水，实仅较暂时见功。因避水患而西迁。（2）禹再传而遭羿、浞之乱，为避敌国而西迁。二者或居其一。然则推测，亦殊薄弱难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