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认为，视觉对象并未蕴含本质上的真理，它暴露了夏皮罗滥用“明确”一词所掩盖起来的“固有的晦涩”。就像所有的文本修辞一样，明确与不明确相关；它整体上与缺乏有关，后者破坏了使真理在场或确立证据的能力。
在《图解：艺术和文化论集》(Illustration:Essays in Art andCulture)这本讨论“语图关系”的简要著作里，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甚至更加明确地论证了图像的(文本上的)不确定性，或德里达所说的“本质上的隐秘”。对米勒而言，在“数码复制时代”(重新挪用了本雅明的著名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解读图像就像解读文本一样，需要揭示出“艺术作品不可还原的异质性”(151)。依照米勒的看法，实现该目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所有媒介的艺术作品做修辞学理解，以分辨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他说，文化的异质性与“作品的历史、经济、技术、阶级和性别语境”(151)关系不大。他认为，文化研究把这些语境当成艺术作品意义的可靠且自明的基础是有问题的。相反，异质性源于“符号运作方式的限制”(151)。也就是说，这些限制排除了直接接近语言以外任何事物的可能性，从而妨碍了一切在61作品与语境或不同文化制品之间建立确定性边界的尝试，因为每一种表达都受到他者的影响(内部的差异)。与“斜视”的逻辑相呼应，米勒认为，去看就等于去体验，“插图(文本的和视觉的)总在歪曲源于不可把握的理念的抽象概念，而它们永远无法使理念完全敞开。插图所揭示的就是插图所掩盖的……理念依然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坚定地安眠在黑暗之中”(150)。没有插图能充分地表达一件作品的真实含义，并非因为这一真实含义存在但还很虚幻，而是因为语言的文本运作总会阻碍“真理”出场。对米勒来说，这就是在J.M.W.特纳(J.M.W.Turner)等浪漫主义艺术家的绘画里得到具体例证的道理，我们在他们的作品前“瞥见了图像和词语背后或它们之下的物质性，尽管只是转瞬即逝的、并非真正的一瞥”(149)——也就是说，瞥见了一切形式的过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