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职方馆与雄州均报告,向辽国西京与南京聚集的契丹军队以及部族军队,数量越来越多。辽国的祭奠使与吊慰使,对于使命以外的事情,一概装聋作哑,枉顾左右而言它。而来自韩拖古烈的最新解释是,这是因为耶律濬的皇后想看看她的南京析津府,这只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南狩……
于是,只要耶律濬夫妇的“南狩”一日不结束,郭逵在河北的“演习”,亦一日不能结束。
禁军在河北的集结训练,每日要消耗大量的国帑,继续空耗这个国家的可怜国库,枢密使韩维已经不止一次的打起了盐债的主意——他不断的游说司马光与石越,欲说服二人调集更多的禁军前往河北与河东……
显然,枢府有不少官员对于禁军毫无脸面的撤出益州一直耿耿于怀——熙宁间军制改革后,枢密院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往文官越来越多,掌握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文彦博虽然同样更看重文官,但他毕竟是主持过军政的人,为了整军经武的需要,他着重从军中提拔了一些有过战功,又能识文断字的武官进入密院,委以重任。除此以外,经由武举、讲武学堂进入密院的武官也越来越多。如今的密院,正是由这两类人外加一些青壮派文官把持着。而其中的武官多出自西军,经历过对夏战争的胜利,这些人对契丹毫无畏惧之心,而益州的失败,则更促使他们急欲挽回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