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去世后十余年，仍有英国人去瞻仰他的墓地，以之为传说中的人物。布斯比写过颂歌，说他诚实、有美德[161]，但总体上，为之辩护的声音已寥寥无几。英国公众接受了卢梭的两个形象，“一个是创作《新爱洛漪丝》《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天才作家，一个是《忏悔录》的作者、与休谟吵架的穷傻瓜”[162]。
1789年，卢梭在法国一度是革命精神之父，英国人的批评里多了政治寓意，他的名字是“革命恶作剧的代名词”。坎宁（G. Canning）主编的《反雅各宾报》（Anti-Jacobin）将对法国激进主义的不满发泄在卢梭身上，说他玩世不恭，“《忏悔录》里有自私、堕落和无耻，冒犯高雅，蔑视道德”[163]。青年伯克曾欣赏卢梭的风格，他的《保卫自然社会》（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主旨一致，语言风格相似，有些段落能互换。1792年，伯克却在《致国会议员的信》里批评他是虚荣哲学的创始人，“因虚荣才坦白错误，但虚荣心太强烈，像是疯了，法国人对传统的毁坏归咎于卢梭，他的血流入国民公会议员的静脉，他是革命暴力的宣传者”[164]。伪善、疯癫与政治暴力成为他的思想标签，伯克的观念是英国现代思想界理解卢梭的根据，他的批判是基于英国未曾断裂的传统、宗教宽容与现代自由制度，总之是英国人所乐于称道的关于传统的“伟大连续性”。1794年热月政变后，卢梭在法国受质疑，英国人的批评更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