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邰爽秋的交锋，集中在民族复兴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地位问题、改造民族社会的途径问题以及新生产技术的引进三个方面。针对邰爽秋“解决整个经济问题，城市问题必须与乡村问题同时解决”的主张，梁漱溟反唇以对，认为城市本身没有生产，故不能独立，“须知县城为乡村行政的中心，而都市大埠，也只是乡村的商业或教育的中心罢了”。邰爽秋希望唤起各方力量去达到民族社会改造，梁漱溟以“我有一种意识，觉得社会运动自然会发生转变，我们做事要有勇气，不要东瞻西顾，只要干去，就可与希望接近，如天命未注定中华民族减亡，则我认为乡村建设，是复兴民族最经济最简便之路径”回答；至于新生产技术引进，邰爽秋两次提问，并反复强调保持旧有生产技术的重要性，第一次梁漱溟以讨论范围为由拒绝，第二次简单作答，[69]潜台词是邰爽秋误解或误读了他的本意。两人交锋中，梁漱溟明显占上风，他将“邰先生的话本人是承认的”“邰先生意见与我相符”等作为过渡，但话锋一转，便是“不过”“但是”等转折词语，抛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