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区产业—就业结构协调系数关于高铁可达性的弹性来看，2008—2016年，高铁可达性每提升1个单位，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高、中、低”的三类地区对应结构协调系数分别平均变化0.038、0.098、1.047个单位，表明第三类地区产业—就业结构协调性对高铁可达性变化最为敏感，第二类地区次之，第一类地区最不敏感。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较低的地区可以利用高速铁路发展较大幅度提升地区产业—就业结构协调性。
四、高铁可达性与劳动力质量指数
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能够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质量差异。安格斯·麦迪森学历指数标准（1999）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并赋予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不同的学历指数权重，权重值分别为1、1.4、2。本章用学历指数权重对我国地区从业人员按不同受教育水平进行加权以构建地区劳动力质量指数，计算公式如式（11）：
式（11）中，Hi表示i地区劳动力质量指数；Lik表示i地区k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员数量占地区全部就业人员数的比重；hk表示k教育程度的安格斯·麦迪森学历指数权重；i=1，2，3，…，30，表示30个省（市、自治区）；k=1，2，3，表示三种教育程度类别。根据劳动力质量指数定义，劳动力指数数值越大，表明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质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