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灾人祸叠加的社会环境与士族地主势力的畸形发展
根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寒冷期[1]。当时，年平均气温由西汉高于现在1℃至2℃，降至比现在低1℃至2℃。按现代农业技术，气温年均下降4℃，对于农作物种植、管理尚有很多不易解决的困难。古代社会，无霜期大大缩短，自然使谷物产量减少，部分耕种、灌溉条件较差的田地被抛荒。气候寒冷，又使北方和西北方的草场枯竭，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因无法从事畜牧业，转而进入汉族传统的农业区，造成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冲突。祸不单行，与寒冷期降临同步的是太阳黑子（日斑）活跃性的到来[2]。日斑有否决定着太阳辐射的强弱，而太阳辐射的增强又造成地球上气候的波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斑，比气候温暖期高约3倍多。其结果，不但导致气候转寒，而且对其他自然灾害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东汉后期起，自然灾害连绵不绝，而且大灾频仍。到了“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间中遇灾凡304次，其频度甚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疫疾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3]。这种灾情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后期。灾荒饥馑，再加上人为的兵燹战祸，到处白骨委积，尸骸如山。当时社会的卫生条件极差，大量人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很容易使疾疫爆发。由于人口流动频繁，疫区迅速扩大，使死者数目骤增。曹操晚年，在他割据的北方爆发过一次严重的疾疫，这就是著名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大疫使“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4]。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王粲先逝外，余下4人皆死于此疫。上层社会的成员尚且如此，一般百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