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会议上也一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这没有任何地位；或是附和别人，这如同忒楞斯的戏剧中说的，助长他们的气焰。还有关于你提出的间接方法，我看用不到。我指的是你希望我在无法好转的事情上不要搞破坏，并尽可能见机行事。在国王的面前，一个人就算装聋作哑也不会被忽视。你必须赞扬最糟糕的建言，应和最差劲儿的谕旨。只要不对坏意见拍案叫绝，你几乎就被视为叛徒。而且，你没有任何机会去做有益的事情，因为和你共事的同事们是那种能够在他们自己被改造之前，先带坏好人的人。和这种人共事，你要么被拖下水，要么始终保持正直而为别人做的坏事打掩护。因此你的间接方法永远无法发挥作用。
“基于此，柏拉图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指出了哲学家为什么不参与国家的治理。哲学家看着人们淋着雨走在街上，浑身湿透，却不能去劝人们回屋避雨。因为哲学家们知道，如果自己外出，只会和其他人一样，被雨淋湿，而不会有其他任何好处。因此，他们只要确保自己安全，就很满意，于是他们就待在家里不外出。对于医治他人的愚蠢，他们无能为力。不过，莫尔先生，我向你坦白吧：我觉得，只要有私有制的地方，就难以有公正和繁荣。因为人们会用钱衡量所有事物。除非你觉得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被坏人占有符合正义；或者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产，其余人穷苦潦倒符合繁荣。所以，当我在思考乌托邦人优越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了他们很少制定法律却政通人和、赏罚分明，由于平均分配，所以人人都生活富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国家法律冗杂繁多，却都没有走上正轨——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无论得到了什么财物，都将它称为私有财产，然而每天制定的法律却不能为公民的财产给予保护。这种困境，很容易从层出不穷的诉讼中得到证实。我再重复一下，当我想到这些事实时，我就更加赞同柏拉图的观点了，也更理解他为什么不给拒绝平均分配的国家制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