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早有儒学倾向。他曾采纳时任丞相的卫绾的建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法家之言的贤良。此举引发了颇好黄老的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以刑狱之灾打压了相关的大臣，儒家的发展暂时受挫。建元5年，即前136年，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愈加完备了。建元6年，窦太后离世，汉武帝的施政不再受外戚的强行干扰，儒家也在他的主张、提倡下逐渐发展壮大。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此很是欣赏。他依此在朝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官员调动，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县黜，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朝廷官员主要为儒学出身，儒家的发展势头可想而知。
“独尊儒术”之“儒”，早已不用于孔孟之儒，而是一种新儒学。
在汉初黄老之术造就的安定、繁荣的表象下，董仲舒面对汉家王朝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加工、制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他以儒家的仁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以《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依据，吸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学派思想，又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这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一种极具包容性，又独具时代特色的政治儒学。这种新儒学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出了较为系统的、有效的应对和对治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