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走向世界。较之于前两个趋势,这一趋势显得迟滞得多,其势头也显得微弱。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有过几次高潮,对此,近年已有专文讨论。[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流”,主要是“引入”、“引进”,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很不够的。从历史条件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的。第一,在近代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已走在世界前列。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引进西学的潮流不断发展,史学亦是如此,这是符合历史运动的规律的。第二,这种潮流的合理与强大,势必掩盖了事物发展中的另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即不曾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积极地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去。尽管毛泽东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再强调总结历史遗产的极端重要性[10],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在五六十年代做了不少积极的努力[11],但从史学遗产来看,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还只是10年左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趋势自然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那种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的自觉意识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近2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已多次出席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中国史学家出国考察、访问、研究、讲学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史学家的论著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播等,表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势头正在日益加强。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这本不到30万字的“普通历史读物”,本是着意为外国读者撰写的。自1980年以来,它已出版了英、日、德、法等七八种外文本;而其中文本则已印刷了19次,累计印数94万余册。但像这样“走向世界”的历史著作,毕竟是不多见的。时下,出版界都有“精品”意识,是否可以考虑让一些真正的历史著作的精品有更多的渠道走向世界,其中包括前人的优秀遗产和今人的杰出论著。这是中国史学界和出版界需要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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