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学术趋势，史学地位上升主要体现在清末史学革命或曰新史学运动上。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最早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也说明拟编一部新的中国通史。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自命为“新史氏”，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7]留日学生侯士绾翻译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1903年出版时特改书名为《新史学》。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又出版一部新近史学著译文集，题名为《中国新史学》。类似著译，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的帷幕一拉开，主张史学革命，建立新史学，便已成为一股生气勃勃的学术潮流。在提倡新史学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努力实践这一新主张。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编辑出版《中国历史》上卷，1904年续出中卷，该书打出“新历史旗帜”，强调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的同时，突出了“国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48]1904年，夏曾佑开始编写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到1906年，陆续出版了一至三册，他认为历史应该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国民的文化状况，实则他是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曾、夏等人的新史学著作在当时引发热烈反响，好评如潮，而且行销量极大，尤其夏的著作几十年后仍有较大影响。与新史学运动广泛开展同时，学术界也在反思和检讨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以便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获取前进的方向，以为新史学之助。以是之故，学术史的研究渐成显学。这也是从章太炎开始的，[49]其他学者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