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与人的关系，康熙皇帝并未否定“天”“天命”“天理”,但在他一生思想与政治活动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于人事之中，用比较科学的道理解释事物，从而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承认天命，但反对屈从天命、无所作为，认为人经过努力能改变和决自己的命运。
对治理国家的办法，康熙主张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不强求一致。用汉人之道治理其他民族，便不适宜，其他各民族之间也有差别。他说：“治天下当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断不可行。譬如陕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则不但彼处田土此不能耕，此处器械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
康熙皇帝与其他帝王相比，他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他不愿接受过分的颂扬，禁止人言祯符瑞应。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等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他把自己看作人，不愿被人们神化；不追求虚荣，一生保持谦虚美德；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有一次讲官讲《易经》丰卦三节，说“骄心一生，何所不至，治者乱之机也”。康熙皇帝连声称赞说，“这所发明极是。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久安长治之道只在持满而已”。官员中有人自负高才，写出文章不许别人改动一字者，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可鄙的作风。他公开声称自己游五台山时所撰碑文“结构未能精当”,特请满汉大学士等“详加修饰，斟酌尽善”,并说“朕所撰文字，有能润色改易者，朕所深喜，不以为嫌也”。《易经》六十四卦的乾卦中有“亢龙有悔”一条。从字面上讲，亢者坑也，亦可引申为池泽；龙则常被理解为皇帝的象征。亢龙有悔，谓龙陷池泽之中，为劣境所困。对皇帝进讲的讲章中原有此条，但如果按原意讲给皇帝听，似不吉利，难免有冒犯之罪，所以讲稿上特写“不应讲”三字。康熙问明不讲的原因后，提出新的见解。他不将亢字解作池泽，而解为过高，即偏离事物正常发展规律时所发生的不正常现象，所以不应回避，而应正视矛盾，揭露矛盾，从中吸取教训。所以他对讲官说：“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以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应)讲，俱以次逐节进讲。”康熙皇帝的态度，使讲官们颇感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