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人际合作的行为品质”与儒家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理念相一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儒家强调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它要求人们视人如己，用自己之心去理解、推知他人之心。这体现着对他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是做到各得其所的最重要的道德思想基础。也就是采用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的逻辑方法推测别人的心理要求，运用推己及人的逻辑处理方法来处理人际间的合作关系，才能彼此协作长久。[14]在以上这些维度中，以对他人的“仁”的情怀最为重要，“仁”处于核心地位，而“仁”要通过实践“忠恕之道”来实现。“忠”是“尽己之心为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再加上“诚信”这一基本态度，就构成了中国人修养自己、诚待他人的理想及指引，约定俗成后成为“礼”及规范，“义”则用于节制可能走向僵化或异化的“礼”。
儒家思想在汉代至清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以“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思想自先秦产生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保持较大的稳定性，“和”的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成为后世中国人做人的重要原则[15]。本研究中当代大学生人际和谐的内隐观与儒家“和”的精神、理念相一致，说明当代大学生较好地继承了“和为贵”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并在内隐层面表现出自动化的特征。当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思想观念的开放，当代大学生头脑中“和”的内涵更加具体化，并且增加了如“鼓励赞美他人”“热情爱打招呼”“互相分享分担”“自由无拘束”“幽默”“乐观开朗”等现代特征，这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的一些新特点。陆洛在探讨现代华人自我观的本质内涵时就提出了一种“折衷自我”（composite self）的建构。她认为，在现代华人社会中，与快速社会变迁直接相遇的中国人，要适应不变的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也要适应快速渗透与扩散的西方文化价值（西方的文化价值是根植在现代都会生活与工业化生产之中的，令都会中的华人无以遁逃）。经由“实用主义的涵化”历程，中国人可能一方面保留有传统“互依包容的自我”的内涵，以其动作来传承中华文化的核心关注，维持适当的人境交融，人我交融；另一方面又从西方“独立自足的自我”中采借部分元素，以其动作来适应都会生活中追求个人成就、强调人我分离、注重行事效率及“现代化”的价值。当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人我关系”界定在自我的内涵上交错、并存，乃至融合后，中国人的“自我”可能已不是文化原型中的“互依包容的自我”，但也非全盘搬用西方的“独立自足的自我”，而是一种“折衷自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