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居沦陷区的史学家,陈垣能够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彰扬民族精神,鼓励人民坚持斗争。故而如果说作者上述几部宗教史考尚有一些隐讳的话,那么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则直露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作者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在这部书中,陈垣对“胡注”中隐含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作了充分阐发,在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抗战将士的敬仰以及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表达了著者毕生史学研究的境界与学术主题的重新确立,充分地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的爱国情怀。
抗战时期除“二陈”外,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者有相当一批人。史学界在抗战时期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集中在宋金、宋元之际及明清之交等异族入侵的特殊时期,如周远君1941年出版的《徽钦北徙录》,朱希祖1944年出版的《伪齐录校补》,张亮采1943年出版的《补辽史交聘表》,蒙思明1938年出版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萧明扬1941年出版的《明太祖平胡录》,吴重翰1939年出版的《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孟繁华1940年出版的《明代两浙倭寇》,陈之安1938年出版的《南明诸王的复国运动》,祝实明1942年出版的《明季哀音录》,余宗音1937年出版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萧一山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钱亦石1938年出版的《中国怎样降到殖民地》,郑鹤声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史》,陈安仁194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等,作者们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感受,期望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特殊阶段的清理,彰扬民族精神,激励国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