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之前虽屡次推辞国民政府的任命，此刻则有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命运忽然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而莫之所措”，深感加快建设“内地鄙塞之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遂“毅然辞去中基会职务而就川大校长”。[38]有此一重考虑，无怪他一经到任，就提出“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目标，作为治校方略，其中“国立化”又居首位。任鸿隽提出，川大此前的“国立”二字名不副实，应尽快“把‘国立’二字真实化”。[39]说的是川大，其实针对的还是“四川人之四川”。最能代表他对“国立化”的理解的，是下面这段话：“四川不能说是四川大学的四川，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川大是“中国的大学”，“要以全国为我们的目标，无论人才的造就，学术上的探讨，但应与全国要有关系”。[40]换言之，国立化不仅是“全国化”，而且也特别地体现为“去地方化”。
除了对政治上“分裂”的警惕有关外，任鸿隽还有更深一层关切。在他看来，中国的“分裂”，一部分责任要归因于传统的乡土观念。他曾自述道：“吾父在时，无日不思返浙江原籍。吾辈则乡土观念甚轻，以为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画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41]其实，他不是一点也没有“某省某县人”的观念。1919年，他留美回来，首途归川，给胡适的信中，说自己“欢天喜地，……以为十几年未见的故乡，可以计日而到了”。[42]不过，他是自觉地想以“中国”的大认同取代“某省某县”的小认同。事实上，任鸿隽这段解说中，确可看出在晚清数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两辈人之间的代沟：任鸿隽这一代读书人，是民族国家思想在中国的第一代推手。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包括乡土意识在内的各种“次级”认同，和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观念之间，基本上是对立的：前者仿佛一些杂质，必须精心剔除，否则即会污染或至少冲淡人们对国家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