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船停在布鲁克林26号码头，杨写作卜汝克临；见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俞大维等：《谈陈寅恪》，30页。
[98] 不过，在聘用寅恪做牛津汉学教授的过程中，修中诚给牛津校方的说明却侧重强调寅恪在唐史上的贡献，这可能是他与寅恪交谈之后的印象。他说“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写本）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第3期，152～164页；以及程美宝、刘志伟：《“虚席以待”背后——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事续论》，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693～708页。
[99] 这也许只算一个个案。实际上以学术制度而言，欧美大学历史系直至20世纪60、70年代仍主要以欧美史为主，其学位仅授予限于以欧美史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而中国史以及其他“东方”史则设在东方学系或远东系、近东系，学术制度上，历史系不设立中国史教职，只是偶尔从东方学系请中国史教授开课。见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25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