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类与综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文化史当分类研究。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一章，其中说：“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21]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提出，以综合方法编纂文化史，“其难益甚”，宜“就文化之全范围”，区分若干科目，作系统详尽叙述。如此，“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22]王治心的书即取名为《中国文化史类编》，内分经济、风俗、学术思想、宗教伦理和艺术器物五类。作者在“绪论”中说：“这五个大纲，或者可以把整个的文化大约地包括起来。……合起来可以成全部的文化史，分开来也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五种小史。”[23]但是，柳诒徵诸人不赞成分类而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柳诒徵以为，分类的方法难以说明文化发展中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表现“民族全体之精神”，“此纵断之病也”。[24]何炳松则指出，分类纵断的研究无法表现“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由此组合成的所谓文化史，“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25]应当说，柳诒徵等人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因为文化专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文化史不应是各种专门史的简单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