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种拓展想象以超越在场、超越当前的限制与藩篱的哲学观点，既是具有现实性与实践性的，又是开放的和具有远大胸怀的。我的这些理论在《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如何看待传统与现在的关系问题，也是我近些年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我们平常讲天人合一与主客关系，往往只限于讲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的关系，其实，这两种关系也可以适用于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适用于今人对待古人、现在对待过去的态度问题。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互相独立、彼此外在的东西，认为研究历史只不过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这种态度就是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观点。反之，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一体的，没有孤立的古或过去，也没有孤立的今或现在，认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这就是主客融合的观点，或者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的观点。中国哲学只讲（撇开“天”的封建道德含义或义理之天等不谈）人与自然，人与物的融合，而少讲现在与过去的融合。现当代许多力图打破主客关系模式、希望在东方找到启发的西方哲学家，也往往只讲人与自然的融合。在这方面，我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的真正兴趣和最高任务不能只停留于恢复过去的原貌，停留于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事实性考证，甚至也不在于对作者本人之意图、目的和动机的甄别，而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背景，事件与背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由于时间和历史的变迁，这些背景发生了变化，事件本身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事件的原本是恢复不了的。就传统而言，都有其相对的原本，原本是传统的始发言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逐渐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天经地义的东西而为群体所接受，成为凝聚群体的力量，于是原本也就逐渐形成为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远离传统的过程。但这种远离，不仅打破了原本的限制，扩大了原本的范围，也丰富了原本的内涵。而这种远离之所以可能，是解释使然。离开了现在的参照系就谈不上对传统意义和价值的解释。所以，解释历史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使过去的、已经确定了的东西生动起来，使远离我们的东西化为贴近我们的东西。正是由于传统与现在的这种结合，才在传统继承人面前展开一个新的、贴近自己的视域，一个新的世界。根据这种“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点，我认为国学研究虽然也要包括考证之类的学问，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联系我们现时代的参照系对我国的传统做出新的解释。这种参照系既包括当今中国的现状，也应包括中国之外的世界。因此，处在当今改革开放之世，为了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大放异彩，我们不仅应当从世界的角度衡量中国哲学，而且应与外国学者直接对话，让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哲学，同时也让中国哲学与西方的思想相互撞击，并在撞击中互相融合。我国学术界近些年来片面地重国学而轻西学的倾向，不利于我国整个思想文化之发展，不利于中国哲学之研究。